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非常崇拜鲁迅，但这种崇拜是有些盲目的，鲁迅的著作我读的不多，我不太喜欢读他的作品，由他的作品拍成的电视连续剧也不怎么喜欢看，但这不影响我对他的崇拜，我读不来他的作品，这是因为他太深刻和太有学问，而我是个肤浅无知的人。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老人家的这“三个伟大”、“六个最”、“一个空前”的评价让我们这些从小就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曾经的“好孩子“对鲁迅无比的崇拜。可是现在我越来越困惑了，现在网上对鲁迅的贬斥之辞比比皆是，“家庭中道败落，跟着寡母生活的鲁迅，自小养成了多疑、刻薄、狭隘的性格……，什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什么“痛打落水狗”，临死的时候还留下遗言：“一个都不宽恕”等等。鲁迅，还是以前的那个鲁迅，时代变了，对他的评价也变了。鲁迅虽然也做过国民政府的官，拿“官俸”生活，但是，他很希望自己在人格上独立，让自己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但是，最终鲁迅还是被政治体制所用，看来文学家想完全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是不可能的，不是被这种体制所用，就是被另一种体制所用，一切都不是由自己主宰。
正如“法家”和“儒家”之争，想推翻一个旧的社会体制的时候需要“法家”，想维护社会制度的稳定时需要“儒家”，一切取决于政治的需要。对于鲁迅和胡适的讨论也是如此，执政者往往比较喜欢胡适，“在野党”则需要鲁迅的《呐喊》。作为执政的政府，不论什么人执政，都不希望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单纯的指责和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和指责的声音越多越深刻越发积聚起民众的不满情绪，对社会的稳定不利。而对于胡适那样的理性的，儒雅的，温和的，渐进的变革要求，执政者当然是欢迎的。
“让鲁迅在走下神坛，让胡适跃上平地”，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为为了“自由”、“民主”呼喊了60年的胡适还一个公道。我想这不是公道不公道的问题，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必然，在几千年封建思想文化的重压下，鲁迅代表受压迫的弱者发出《呐喊》是必然的。胡适对于“自由、民主”的启蒙，六十年如一日，堪称为“圣者”，他始终以国民政府的“诤臣”自居，但曾被蒋介石批评为“天真的妄想”，他的民主改良的主张并不被采纳，他的“自由主义”和“试验主义”以失败而告终。
记得在一本纪实文学的读本里看到过这样的内容，说的是抗战结束时，美国曾有人提议让胡适博士回来当“临时总统”，国共两党解散军队，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和平发展经济。虽然“别国人无权干涉我国内政”，虽然“这无疑是痴人说梦”的极其幼稚的主张，但仔细想来，这无疑是一个能给中国人带来福祉而不是互相杀戮的好主张，但却行不通。
从中国的历史情况来看，中国从来实行的都是“强人”政治，出现一个清明的君主，就会出现“某某盛世”。同一时期出现两个以上的“大人物”必定发生一场内战。中国的情况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一到中国就变味，譬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再譬如目前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所谓的“民主选举”。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影响太深，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一生下来就受到封建思想文化的熏染，有着中国人特定的思维方式，民主与法制在中国实行起来是何等的困难！
对于鲁迅来说，最为可贵的是他敢于说真话，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无情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痼疾；他的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始终坚持民间的立场，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环境的平民形象，是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时代变了，鲁迅的精神并不会过时，来自民间的呼声同样是需要的。鲁迅百年之后，曾经一度被捧上神坛，成为“阶级斗争的符号”这并不是他的错，不能因此而走向极端，肆意贬低和侮辱他的人格，听说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新近出版了《正说鲁迅》一书，正想找来一读。
有人把鲁迅比作药，把胡适比作饭，我想，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药”和“饭”都是需要的，不一定非要把鲁迅和胡适对立起来。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是要不得的。曾几何时，我国的新闻媒体曾经把胡适的理论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大毒草，而把鲁迅被称作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改革开放的今日，我们应该学会多角度看问题，应该容纳多元文化的存在，无论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补台的”,还是坚持民间的立场“批评的”都是需要的，既需要有于丹那样的为普通百姓深入浅出地讲解《论语》，要大家找准自己的位置，安贫乐道，不可犯上作乱为政府补台的教授学者，也需要敢于揭露贪官，敢于打假，敢于暴露社会阴暗面，帮助政府找出社会痼疾的有识之士，二者缺一不可。
鲁迅也好，胡适也罢，他们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诞生出来的具有相当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性格不同，受教育背景不同，所选择的道路不同，但在为民族、国家求生存，为个人争自由，为社会争平等的这些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无论他们希望是进行温和的社会改良，还是主张激进的社会变革，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能够最后殊途同归，他们都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自由平等，人民幸福安康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和探索。
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学习他们那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少制造一些精神垃圾，多做些启迪民智的工作，使中国人逐步摆脱“人治”和“官本位”思想的束缚，使中国的社会真正步入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