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这个词不是很恰当。首先，当前的国立大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只有独立法人才会出现“破产”问题。其次，大学不同于企业，它是一个事业单位。“破产”更多地是用来形容企业难以维持运营，资不抵债的状况
有政府财政可以兜底，也愿意贷款给国立大学。只要大学还在偿还利息，这笔贷款就不算呆账，贷款给国立大学，银行就好像把钱从左边口袋拿到右边口袋
当年中国移植苏联教育体制带来的教训和苦果足以引以为戒。政府办大学，绝对办不成一流大学。日本也曾经想通过政府扶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但通过实践，日本慢慢认识到做不到，必须要靠大学来办大学，要明确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建立法人化治理结构。为什么呢？政府的功能和大学的功能不一样的，政府的核心价值、理念、结构和运行规则与大学绝然不同，大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能被强行嫁接
对话
南都周刊：高校投入的内部也出现了严重不平衡，像北大、清华等部级高校，为争创世界一流，每年能得到政府18亿元的资金支持，这对其他院校是否公平？与吉大难以偿还贷款利息相比，北大日前被曝出其每年的对外接待费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这是不是一个绝妙的反讽？
储朝晖：国家适当集中资金，投入一些大学，有轻有重，这个策略本身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出现在哪？出在这个策略实施的制度环境和具体环节上，就是政府把钱投入的是一个责权不明的对象。如果北大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建立了现代的大学管理制度，能够把这笔钱充分地用在办学上，这会是件好事。
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及地方办学的实地调研
高校破产难问责
南都周刊：吉林大学日前因难以偿还每年近1.7亿元的贷款利息，而在其校园网上发布通知，向全校师生征求解困办法，也由此引发了有关大学破产问题的讨论热潮。在贷款办校前为何不向全校师生征求意见，进行风险评估？吉林大学是否有点矫情，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吉大的具体做法我不是很了解，但背后一个基本事实是清楚的，现在不光是吉林大学，很多大学都存在这个问题。有关中国大学目前的贷款数额，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说是2000亿元，一个说实际上已达6000亿元，不管是哪种数据比较准确，高校贷款数额过大是基本事实，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按照目前的办校模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向全校师生征询意见这招也不会凑效。学校贷款办校本来就是不正常，要解决由此带来的债务偿还困境，也必须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才行。贷款与否的权力不是全校师生决定的，出现问题后向师生征求意见，可能会得到一些响应和反馈，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像吉大这种国立大学有没有破产的可能？
储朝晖：“破产”这个词不是很恰当。首先，当前的国立大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只有独立法人才会出现“破产”问题。其次，大学不同于企业，它是一个事业单位。“破产”更多地是用来形容企业难以维持运营，资不抵债的状况。在目前的体制内，大学与政府之间的责权并不明确，如果说是“破”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大的关系网络中，出现了漏洞，这不是一个大学的“破产”问题。出现这种类似吉大的财务困境，买单者会是政府，由政府财政来填补，最终的买单者肯定是老百姓，是纳税人。
南都周刊：像这种大学因盲目扩建而导致的财务危机，在目前的体制范围内，能否做一些相应的责任追究？谁该对此负责？
储朝晖：在当前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内，很难进行责任追究。像这种类型的盲目贷款现象，可以说是因权责不明确，地方政府、大学和银行三方均有自己的利益驱动使然。地方政府可以借此拉动基建、拆迁、增加就业和消费，并能算入地方GDP的增长中。大学建大楼，是可以作为在任大学校长的政绩最明显的一部分，而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主管部门，校长只需要对任期内负责就行，退后或调任后就很难再进行进一步的责任追究，这也导致在整个大学的建设规划上缺乏长远眼光。而作为银行来说，正是看到了政府与大学的这种关系，有政府财政可以兜底，也愿意贷款给国立大学。只要大学还在偿还利息，这笔贷款就不算呆账，贷款给国立大学，银行就好像把钱从左边口袋拿到右边口袋，它也不担心。正是这些利益因素交织在一起，才造成目前的这种状况。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很难对某一个个人进行责任追究。
南都周刊：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上世纪90年代末实行的扩招、并校等政策带来的高校基建狂热有无一定的关系？比如说，现在的吉林大学就是由六所高等院校合并组成。
储朝晖：严格来说，没有关系。如果大学与政府之间权责明晰，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大学疯狂地贷款、盲目扩张，将建大楼作为首要目标，而偏离办学的主旨。但在目前的体制下，扩招又可以说是一个原因，是一个引子，一个诱因。当时的扩招政策有一定的必要性，社会上许多孩子要上大学，有这种市场需求存在。这种需求很大一部分也是偿还历史的旧债，多年被积压的上大学需求要释放。但后来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状态，不是根据大学教育本身、大学人才培养的内在规律和社会需求来决定扩招的规模和速度。教育盲目地市场化、产业化，扩招被当政府当作了拉动经济，拉动消费的一种手段了。每一个高校扩招的数量多寡完全由教育主管部门分配，正是这种管理体制带来了各高校纷纷盲目扩招。
